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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塔尔科夫斯基在电影行业有什么成就？

1、塔尔科夫斯基在电影行业有什么成就？

你应该了解的100位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被西方视为继爱森斯坦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电影奇才，他终其一生只有七部剧情长片，但部部掷地有声、堪称经典。他的电影全部以童年、信仰、爱、牺牲和救赎作为母题，有时还隐含哲学思考和政治寓言。梦幻、镜子、圣经和圣像、水、声音和大自然都是他恋恋不忘的表达手法，为其电影带来极为优美动人的意境。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1932-1986）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1932年4月4日生于苏联的伊凡洛佛地区里的札佛洛塞镇，父亲是著名诗人，母亲是女演员。父母在他幼年时已离婚，父亲更跑去当兵，打仗回来后已断了一条腿。塔尔科夫斯基自幼由母亲抚养，曾学习音乐、绘画、雕塑，甚至进入东方语文学院学习亚拉伯文。二十岁时，母亲送他往西伯利亚跟随一群地质学家工作，干了一年粗活。回到莫斯科后，于1954年考入了国立的莫斯科电影学院，师承米凯尔·罗姆。六年后毕业，毕业作品是和同学安德烈·岗察洛夫斯基合作拍摄的《压路机与小提琴》，这部43分钟黑白片表现一个学小提琴的7岁男童与一个英俊的压路工的友谊。

1962年，塔尔科夫斯基首部剧情长片《伊凡的童年》面世，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本片是根据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改编的，但塔尔科夫斯基决定要在片中加上伊凡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中丰富深刻得多了。在银幕上，伊凡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那便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塔尔科夫斯基用电影语言在银幕上写出了一首诗：描写遭受战争摧残的“伊凡的童年”的悲剧诗篇。这首诗表现出：遇到了战争之后，这童年变成了什么样，也表现出，如果没有战争，它又会是什么样。伊凡的形象不是银幕上常见的那种穿着合身的小军装和皮靴的、被收养的“团队之子”式的小战士，而是一个面孔黝黑、浑身颤栗、背上布满伤痕、由于发抖而牙齿相击作响的小男孩。战争毁灭了伊凡这一代人的童年。伊凡饱经风霜，变得早熟和深沉，他已经失去了儿童的纯真和信念，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恢复了对生活的光明的概念。《伊凡的童年》属于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电影”的范例。影片无论就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来说都是一部杰作。

《安德烈·鲁勃廖夫》（1966）是塔尔科夫斯基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影片以塔式特有的诗化电影语言描绘出伟大的俄罗斯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的一生。塔尔科夫斯基本人对影片的有关阐述是这样的，“我想拍摄一部历史片，但它同时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我想使15世纪人们的精神与今天人们的精神接近起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赋予那个时候的人和时代以生命，这样他们更接近我们，使他们的英雄气概成为我们所共有的。”15世纪初，鞑靼人的铁蹄践踏着大公割据的俄罗斯大地，黎民百姓在大公的暴政下水深火热，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在大公的邀请下，鲁勃廖夫前往莫斯科为教堂作画。但在创作的过程中，鲁勃廖夫却对圣像内容产生了巨大的质疑，这种矛盾的心态使他联想到现今俄罗斯民众经受的磨难与自己为贵族服务的事实，最终，他毅然离开教堂回到了原先的修道院。不久，鲁勃廖夫被迫再度回到莫斯科进行圣像创作，但这次他却亲临了所有俄罗斯人的苦难。大公的弟弟勾结鞑靼人篡位谋反，弗拉基米尔城的居民被无辜残杀，教堂在战火中摧毁，画家的眼中全是地狱的景象……。鲁勃廖夫再次陷入艺术与现实反差的困境，他又回到安德洛尼科夫修道院，将自己完全封闭，拒绝继续作画。经过多年的反抗征战，鞑靼人的军队终于被赶出俄罗斯的大地。1423年，大公第三次邀请鲁勃廖夫到莫斯科作画，在一个铸钟少年的感染下，鲁勃廖夫最终完成了他的不朽的传世佳作——“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圣像。 这部历时两年才得以拍摄完成的宏篇巨作却因苏联的某种政治原因而长期无法公映，在苏联当局的粗暴干涉下，影片被迫从戛纳、威尼斯电影节退展，直到1969年初《安德烈·鲁勃廖夫》才在莫斯科进行小规模的放映，而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也不顾苏联当局的强烈抗议授予影片国际影评人奖。

1972年的《飞向太空》获得第25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未来某年，在外层空间的空间站“普罗米修斯”上驻扎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切断了空间站和地球的所有联系。心理学家凯尔文博士受命去调查这些科学家的神秘行为。“普罗米修斯”围绕着一个液体星球索拉里斯旋转进行勘察，这个星球蕴藏了神秘的能量。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科学家小组组长是凯尔文博士的好朋友吉巴里安，正是他要求凯尔文前往“普罗米修斯”帮助他们。到达空间站以后，凯尔文震惊的发现吉巴里安已经神秘的自杀了，而小组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则情绪极度不稳定，经常出现妄想的症状。他的意见现在对“普罗米修斯”的前景至关重要。这一切，似乎都与神秘的索拉里斯星球有关。凯尔文自己也陷入了神秘的境遇之中。索拉里斯让他死去多年的妻子蕾亚重新复活了，给了他第二次爱情的机会。蕾亚的死曾经使凯尔文陷入生活痛苦的裂缝中，现在他有了机会，可以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弥补自己深深的内疚和悔恨。而复活的蕾亚则经历了一次真正的重生，和重生带来的痛苦。

《镜子》（1974）是塔尔科夫斯基的关于迷失的童真和情感遗弃的自传式电影，影像卓越、极富艺术启发。电影呈现为有关当代日常生活、个人记忆、历史事件胶片和梦境的步调迟缓的蒙太奇。镜子是穿越人类的存在，希望和失落，成功和过失的内省的旅程：一段通过催眠治愈了一个年轻人的口吃的电视播报；一个被忽视的妻子迁就了一位迷路的乡村医生；一段保留下来的未露面的叙述者与前妻的争吵；一个早熟的年轻人忍受着他的军事指导员。试图将这些形象整合到某一连贯的结构或统一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毕竟，镜子是塔尔科夫斯基倍受熬煎的灵魂的反映：他关于精神性，因果关系和真理的探索通过挥之不去的影像暴露出来，这些影像不可避免地定义了我们有缺陷的生活，无论怎样的琐细和世俗。

《潜行者》（1979）以宁静的影像，高度的隐喻，令人难忘地探讨了灵魂的本质。塔尔科夫斯基运用色彩转换描绘了潜意识和外部世界。而在主题上，正如在《飞向天空》里一样，这种转换像做梦机器一样地分离了物理现实和潜意识。

塔尔科夫斯基于1982年奔赴意大利拍摄《怀乡》，该片描写一个俄国诗人来到意大利寻找一位失传音乐家的踪迹。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周围的人几乎无法沟通，即使是身边的女翻译也无济于事。诗人后来遇见一名当地的隐士，大家都把他当作疯子，但诗人却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怀乡》由于苏联当局的百般阻扰和破坏与戛纳电影节失之交臂，同时塔尔科夫斯基决定终生不再返苏联。

1986年，塔尔科夫斯基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在瑞典得到拍摄经费，并得到了伯格曼的老班底的全力支持而拍摄完成。《牺牲》是一部探讨生命意义，怀疑主义的影片——对后工业社会极端厌恶的亚历山大渴望生活发生重大改变，渴望新世界的降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他生日的这天，人们的庆祝狂欢被电视新闻所打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可能在数小时内灭绝。亚历山大向上帝发誓，如果战争能够避免，他愿意放弃他心爱的一切，包括他最疼爱的六岁的儿子。他们被迫来到一个遥远的岛屿，开始了噩梦一般的生活。影片的结尾，亚历山大烧毁了房屋。这是一场绝望的毁灭行为，它充满了怀疑，又预示着灭绝后的重生，它包含着塔尔科夫斯基对生命的矛盾心态，这不仅是电影最后的高潮，也成为塔尔科夫斯基生命和创作绝唱的顶点。 在拍摄《牺牲》的时候，死亡随时威胁着塔尔科夫斯基的生命，在影片当中，亚历山大的一句台词传达出他内心深处的声音：“没有死亡，只有面对死亡的恐惧。” 1986年12月29日，塔尔科夫斯基因肺癌逝世于巴黎，享年54岁。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年表：

1960：《压路机与小提琴》

1962：《伊万的童年》第27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966：《安德烈·鲁勃廖夫》

1972：《飞向太空》（另译：《索拉里斯》）第25届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

1974：《镜子》

1979：《潜行者》（另译：《斯塔凯尔》）

1983：《怀乡》第3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86：《牺牲》第39届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最佳艺术贡献奖

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在由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孕育而出的众多导演中，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一位。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位从根本上提升了电影艺术品格的伟大导演，更因为正是有了像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少数几个天才的出现，才最终改变了人们对电影的观念，并使电影从一种单纯的娱乐变成了一门可以与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源远流长的艺术门类相比肩的艺术。以至于在国际影坛上，塔可夫斯基一直与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克·费里尼这两位大师齐名，成为对于世界电影来说不可或缺的几位最重要的导演。

1932年，出生于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天分。而他的父亲就是俄罗斯最为著名的诗人阿尔谢尼·亚历山大洛维奇·塔可夫斯基。只不过父亲成名要比塔可夫斯基晚，而且又是因为他的名声才使父亲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早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的塔可夫斯基，终于在长大成人后如愿以偿地报考了电影学院。而他在即将毕业时创作的那部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也因其流畅的叙事和隽永的风格而大获好评。1960年，塔尔科夫斯基得到了莫斯科电影厂的批准，开始接手当时已处于瘫痪状态中的影片《伊凡的童年》的拍摄工作。

为了能够顺利而且出色地完成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塔可夫斯基不仅重写剧本、重找演员、重选外景，甚至以平均每天40.7公尺的拍摄进度向前推进。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这部电影就在他的手中宣告完成，不但为电影厂节省了2.4万卢布的巨大开销，而且创造了发行1 500个拷贝这一佳绩的电影奇迹。当然，如果塔可夫斯基只是做到了这些，那还算不了什么。更令人惊奇和叹服的，是他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战争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那种摧残，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不仅让全世界见识到了这位年仅30岁的青年才俊所拥有的卓越才华，也由此使他在第2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了金狮奖这一殊荣。至此，刚刚走上电影艺术这方舞台的塔可夫斯基就被评论界戴上了“银幕诗人”的桂冠，而这部《伊凡的童年》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作者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此后，塔可夫斯基又先后创作了《安德烈·鲁勃廖夫》和《索拉里斯星球》两部影片，而后者更是使他获得了第2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特别奖。至于再稍后一些的影片《镜子》，则被塔可夫斯基本人视为“我记忆中的一个清晰、精练的童年景象”，同时也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那种诗性风格。在推出了《镜子》这部影片后，塔可夫斯基在他后期的电影创作中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位布道者，从《潜行者》到《乡愁》再到《牺牲》，他渐渐开始有意识地执著于完成一种对堕落状态中的人类的拯救使命。

1983年，塔可夫斯基被获准以《潜行者》导演的身份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因为此前的他早就萌生出了到国外拍片的意图，所以在此次电影节结束后，他竟在没有请示当局的情况下就擅自留在了意大利，并在不久后获得了拍摄经典影片《乡愁》的资金。在拍摄自己的最后一部代表作《牺牲》的时候，已经重病缠身的塔可夫斯基不得不在医院和拍摄现场间辗转往复，那种断断续续的制作过程也很像是一位垂危的病人在书写着自己的遗书。事实上，在另一位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老搭档、著名的摄影师史文·纽克维斯特的帮助下，塔可夫斯基的这份“遗书”确实写得极为精美和雅致，而且又拥有着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的永恒魅力。据说塔可夫斯基的医生在看完《牺牲》后整整哭了一天，还试图通过化疗的手段使他的病情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有所好转，但一切似乎为时已晚。当这部经典之作在第3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的时候，是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安德鲁沙代替自己的父亲参加了颁奖典礼。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时分，塔可夫斯基在巴黎病逝，终年54岁。

至于记载着他的电影理念的那部《雕刻时光》，以及他留在人间的那几部旷世杰作，则让后世之人在阅读这份最为珍贵的“遗嘱”时，也对这位电影大师充满了永远不会停止的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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